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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乐娱app9908下载:院长专栏|中国经济增长指标内涵正发生积极变化

发布时间:2022-11-17浏览次数:15

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在国内外多重复杂因素冲击下取得了3.0%的增速。客观而言,这离年初的静态预期值有一定差距,但宏观经济预测向来是最复杂也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之一,既离不开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也会受到不断变化的内外因素尤其是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中国经济在2022年上半年至少面临三大约束条件:一是如何有效应对“三重压力”带来的多维冲击;二是如何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三是在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多重不确定的大背景下,如何尽量降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供应链局部断裂带来的影响。

从实际运行来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能够稳住宏观经济大盘,部分关键指标出现企稳回升的积极势头,殊为不易。如果一系列稳预期政策能够在第四季度精准发力,特别是在形成实物工作量即有效投资上收效显著,结合内需的逐步提振,则全年经济运行完全有可能在优先保障稳就业、稳物价的目标引领下,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增长。

对疫情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评估

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既要放在中长期经济周期的大环境中观察,也要科学分析微观主体活力在行业和区域分布及表现情况,更离不开对疫情这一重大变量之于宏微观经济带来多维反复冲击的综合评估。对各国政府而言,如何在疫情防控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保障第一线的经济活动健康运行,是对政府能力边界的重大考验。而今年以来爆发的俄乌冲突及其引致的金融市场动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及滞胀风险加大,又显著增加了各国稳住宏观经济基本盘的难度。

就中国而言,作为最先受到疫情冲击的经济体,尽管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了6.8%,但第二季度很快由负转正,全年经济增长2.3%,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取得了8.1%的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二,对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更具指标意义的是,中国经济总量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7.72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为18.45%,人均GDP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

中国经济经受住了20202021年的疫情冲击,相较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呈现出经济韧性强、内需驱动足、回旋余地大、产业配套全、财政可持续性强等特点。反映在主要经济指标上,经济产出增量在过去两年增加了3万亿美元,在全球货物出口市场份额中占比大幅跳升,2020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货物出口占全球比重分别为14.7%、8.13%、7.84%、3.64%,较上年进一步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2021年中国年度进出口规模以美元计价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关口,同比增长21.4%。

研究显示,最近十年来,全球经济实际增长与中国出口额呈强相关,与中国出口增速呈现正相关,凸显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枢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中国在面对疫情冲击时之所以能够较快稳住经济基本盘,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外部预期不确定的冲击,其政策应对逻辑是:当微观市场主体因受外部冲击而面临存续危机时,政府即刻发挥危机时刻的市场秩序维护者乃至“最后贷款人”角色。一方面高度警惕市场随时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传导机制对接市场与企业的痛点,直接进场干预,确:旯壅策在执行过程中“不缺氧”,既重视救助那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也从民生福祉的角度力保中小企业存续发展,表现出有为政府应有的责任担当。

经济指标内涵发生积极变化

近年来,中国显性经济指标告别高增长区间的背景下,就业与物价等核心指标内涵正在发生积极变化,表明中国作为100万亿元量级或今后将跨入2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超级经济体,正在适应4%~5%的中等增速,并以此基准逐步实现过去需要8%~9%才能达到的宏观经济目标。

以就业这个最重要的目标而言,21世纪以来至2012年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政府之所以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安排在8%左右,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要满足每年1200万至1500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需求。那段时期,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就业的人数区间在100~160万人。例如,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人数,2009年至2011年是110~120万人,2012年至2013年是160~170万人,总体呈现震荡上升的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加快发展,服务业这块最能吸纳就业的巨大海绵成为稳定就业基本盘和保住市场主体的关键。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8年,服务业保持4.4%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1375万人。2018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5938万人,比重达到46.3%,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9年和2020年,16~24岁年龄段青年从事服务业占比均超过70%。而2013年至2019年,第二产业创造就业能力不断下降,6年里总共减少了接近2000万的就业岗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率的关联度正在发生变化,例如,2014年至2015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180万人左右就业,2016年至2017年则可带动190万人左右就业,2018年和2019年分别带动了203万人和222万人就业。单位GDP带动的就业人口不断上升,说明中国经济正向高质量增长的轨道切换。疫情暴发的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为2.3%,当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021年经济增速为8.1%,当年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同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3.0%,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90%,说明过去存在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的强相关,正被经济结构变化引致的就业驱动不均衡取代,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不确定条件下基本实现充分就业的产业支撑与微观基础。进一步说,目前超过1.6亿的市场主体不仅是经济保持弹性与活力的坚实依靠,更是吸纳就业的顶梁柱。



当然,由于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远超预期,2020年和2021年服务业提供的新增就业人数只增加了307万人,远低于疫情之前。而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则增加了480万人,这主要是因为海外供应链受限提高了外需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的依赖程度。2022年上半年,服务业受到疫情冲击较严重,导致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说明在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下,就业等民生问题已上升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指标内涵另一个积极变化是,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保持了物价总体平稳。一国经济增长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实现充分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在成熟市场经济中,衡量一国经济是否健康运行有一个“333”晴雨表,即: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3%、失业率不超过3%、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如果其中一个指标或多个指标出现较大偏差,则意味着经济运行滑出良性轨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失业和通胀是困扰美欧的两大难题。特别是进入2022年以来,美欧通胀愈演愈烈,无论是总体通胀还是核心通胀都大大高于目标水平,且短期内难以看到拐点。

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够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呈现小幅温和波动,说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稳。醣艺策运用特别是预期管理能力达到较高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CPI同比涨幅为0.9%,2022年前三季度,尽管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CPI同比仅上涨2.0%。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9%,涨幅比上半年收窄1.8个百分点。

中国能够保持物价相对平稳,既得益于国内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在保供稳价方面发挥的稳定器作用,也与政府部门在供需双向调节、强化市场监管、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预期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密不可分,从而奠定了控制通胀预期的基础。

中长期挑战与经济运行发展趋势

当然,中国经济短期困难与中长期发展瓶颈也不容忽视。当前经济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包括房地产企业高负债、中小银行风险敞口过大、微观层面风险以及就业压力增大等。而从国际环境来看,如果外部市场不稳尤其是高通胀持续、外需趋弱,将显著增加中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难度。某种意义上说,当前中国面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风险三角”困境,即增长速度放缓或生产率下降、杠杆率上升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窄。因此,中央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同时,通过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特别是要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引领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笔者认为,从现在起到2035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至少三个方面的外部挑战:

一是在日益不确定的世界里,类似疫情这样的重大外部冲击,可能成为一种随时降临的常态化存在。要提高对重大危机的早期预警能力,加强应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机制能力建设,以理性与内生性发展方式和对自然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的敬畏之心来降低“黑天鹅”事件爆发的概率,并在疫情造成全球化倒退、产业链供应链断链背景下,及时对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产业、技术与金融安全进行全面体检,形成高质量的体检报告,紧握国家安全主导权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在迈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同时,将很难较长时间保持既是最大生产国又是最大消费国的状态。随着中国产业与金融资本寻求全球资源配置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面临较为严重的产业空心化格局以及“特里芬难题”。届时,“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以及如何避免中国经济跌入债务驱动型陷阱等将是经济领域的急务之一。

三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且与国际市场高度联动的中国,如何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对接21世纪的全球最高标准来推动对外开放,如何以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等一系列方式,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为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与持续发展。这既是中国在21世纪承担的重大国际使命,也是对中国培育国际声望机制的能力考验。

从增长基数看,中国经济2014年越过10万亿美元台阶后,过去7年保持着年均1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这是只有10万亿美元量级的巨型经济体才具备的绝对增长能力。基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走势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等因素,预计中国名义GDP将在“十四五”后期突破20万亿美元,并在2035年之前越过30万亿美元的新台阶。

从增长动力看,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时期处于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受到既往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约束较多,加上疫情冲击,导致增长动力出现衰减与不稳定。但总体而言,“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仍保持着年均5.8%的中高速增长。在“十四五”时期以及2035年的远景发展周期里,中国经济增长受到的结构性、体制性约束将逐渐减少,但周期性冲击以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生育率降低等影响将显著增加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通过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提升,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中国经济结构,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新生产力的发展,培育并做大做强一批新的高质量全要素模块,以有效对冲传统生产要素功能衰减带来的影响,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生物技术与制造、绿色能源、新材料等核心科技领域迸发新动能,力争未来15年里推动中国经济在4%~5%的合理区间高质量运行。

从经济增长的理论支撑来看,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仅有的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之一,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将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身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和超大型验证支撑。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需要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尤其是复杂经济金融体系的前瞻性研究,基于研究的深化逐步实现对均衡优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超越,以期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又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让政府真正扮演“守夜人”角色。

另一方面,必须培育各级管理者和市场主体对风险的敏锐直觉,建立健全前瞻性的预期管理机制。要做到早期预警与危机发生之后的有效应对,亟须重视对微观主体风险与防范意识的广泛激活与培育。进一步地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创造条件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的增长,建立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良性发展机制。


(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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